后来，武帝觉得从诸侯国主手中搜刮财富还不够用，便利用同样的方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他命令钱监造银锡为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铸三铢钱，文如其重。从古到今，发行大面值的货币，便是政府解决财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却会打乱市场和货币的正常秩序，引起恶劣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作法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汉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来攫取标称的实际价值财富，就是一种无耻的经济掠夺，后来的王莽和蜀国也曾使用过，再往后的各朝各代都是一个鸟样。明代的纸钞、民国的法币……
由于足值的三铢钱与不足值的“白金”同时使用，百姓肯定会盗铸白金，吏不能制。大司农颜异曾明确指出皮币的不合理之处：“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皮币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而后颜异竟以“腹诽”之罪而丧命，于是朝中就只剩阿谀奉承之徒，无人敢于质疑皇帝的货币做法。
后来王莽篡位之后，也曾尝试着改变国家货币，在他的极力主导之下，当时的朝廷先后发行了三种新钱，分别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错刀”。
王莽当时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民间的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黄金，百姓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时候则干脆没收，巧取豪夺。
王莽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
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之后，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
到了后来，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寿终正寝。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稳定全国的局面显得更加紧迫。当时他暂时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开始重新铸造足重优质的五铢钱。
东汉时代，国家货币以铜钱为主，而那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于黄金，从来都是稀有贵重金属，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货币。黄巾之乱过后，大汉国内的经济流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普通百姓又开始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这种落后低下的交易方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蓬勃发展的幽州，对于紧随其后的辽州和冀州，对于百废待兴的宁州，都是无法接受的。
近几年，在北方尤其是在幽州，要求改革钱币发行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赚了钱的富商和种田致富的农户们觉得出门背着几十斤重的铜钱，或者用马车拉着满满一车铜钱，实在是一件辛苦且危险的事情。如果能够有一种极轻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再加上刘和父子的信誉作为担保，那么在幽州发行银票甚至是纸钞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为改革货币是一件影响到执政根基的大事，刘和不能也不敢闭门造车，所以在他反复对着自己的文稿修改了七遍之后，终于秘密地召开了天正道自创立以来的首次全员大会。
天正道的宗旨，是要替上天行堂皇正道，而首次全员大会，商议的便是改革货币制度，足见此事在刘和心目中的分量是多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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