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出生在极端贫困的家庭中，从小经常遭到打骂，长大后在教会学校饱受摧残，这让仇恨深深地嵌入了他的性格中，使他成了一个精于分析他人行为动机的高手；在灵魂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实力，明白如何用恐惧来驱使他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出身卑微，对苏俄最高权力的觊觎，有着非同寻常的渴望！
列宁被枪击，身体还没恢复就迫不及待赶回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知道列宁的时日不多了，他对自己如何实现个人的野心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想取得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那就必须首先承认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无上权威，因此斯大林一直宣扬自己是谦恭地站在列宁身旁和忠诚执行列宁指示，并与列宁形影不离的唯一一个人。这是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列宁很满意。革命者夺取莫斯科之后，列宁一直反复强调并竭力执行组成“布尔什维克单一权力的政府”的政策，为此清除了一系列反对派政党和布尔什维克里反对他的人，最终将权力集中和控制于己手，斯大林正好可以帮他实现这一切。但是和列宁一起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元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很讨厌斯大林。
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最高领导的接班人，最大的障碍，是托洛茨基。在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重新执政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甚至，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表面上是什么“主义”、“路线”、“信仰”之争，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指挥军队的权力之争。斯大林很清楚，军队被控制在托洛茨基的手中，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随时都放在托洛茨基的铡刀之下，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但仅仅是中央委员的斯大林，跟托洛茨基的地位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夺权的第二步，斯大林请求列宁给他安排布尔什维克总书记的职务。
列宁的头脑里有个很明确的概念，那就是“党政是分开的”。列宁生前，布尔什维克有总书记这个职位，但它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这个职位，起初并不显眼，其具体职责是负责处理党的机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列宁也没多想，他觉得斯大林组织能力也确实很强，就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会上首次设置了这一职务，并提议任命斯大林当了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
对于列宁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布哈林感觉不对劲，他去找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个人一向野心不小，有了总书记这个职务，恐怕会在党内掀起狂风巨浪。”
托洛茨基对布哈林的话不以为然，表现出一种麻木，他回答布哈林说：“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斯大林，这也没什么。”
布哈林还是不放心，道：“斯大林这个人，野心不小，我们不得不防。他一旦成为列宁处理党务的助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恐怕他会从中挑拨离间我们和列宁之间的革命感情。”
托洛茨基摇摇头，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
结果，斯大林顺利当选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不久，他的机会来了，因列宁的旧病复发，不能亲政，使苏维埃权力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便开始了夺权的第三步：将苏维埃权力的行使，由政府的轨道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轨道转变。这种转变是艰难的、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斯大林早就不满足于“总书记”的事务性工作，也不想仅仅屈尊于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之列。斯大林，就是要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而此时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不管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没有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权力欲与逻辑思维，没有斯大林那样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捭阖手腕。
为了扳倒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采取了第四步：那就是要把和列宁在一起夺得了革命成功的那一代人，说成是“与列宁持不同意见的人”、“反对列宁的人”，这是一个把真正的革命者打入另册的过程，而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打入”不仅仅是声誉上的损坏、形象上的泼污，而且是身体上的惩治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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