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谦轻咳一声,继续讲道,“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有句老话,‘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一语道出了中国政治习俗的核心—消极性。但为什么取其消极而不是积极呢?核心原因在于阶级。
这个词是泊来词。什么是阶级?就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区分成的群体。叫阶层亦无不可。经济地位造就了阶级,人们都基本在本阶级范围内活动。交友如此,婚丧嫁娶更是如此。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如果不讲其政治诉求,阶级就是阶层,但因带上了对抗的因素。阶级便更为传神。
“政治总是因阶级的产生而兴起的。在没有产生阶级的原始社会。政治清明,便是儒家所向往的,念念不忘赞赏不已的大同社会,礼记中所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是吾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向往。但实现那种社会的时代几乎没有,原始社会没有记载,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后,我认为没有一个朝代做得到。
“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便绝不相同。比如地主与雇农。一方总想多收租子,另一方却总想着减租减息。当今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世袭的贵族和官僚。所谓官僚。第一是官,第二是士。第三便是辅助官的人,如幕友,吏胥,差役,绅士,豪民等。这些人的利益与统治者基本相同。与被统治者则相反。当然,统治阶层中,未尝没有关心民瘼的清官,如明代的海瑞,本朝之于成龙,张伯行,视被统治者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这种人,似不为官场主流所容。而且,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总是极少数。以生物学上的概念,好的和坏的,总是少数,常态却是中庸。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也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就是一直强调的人的本性为自私。社会的组织,总是将利益与一部分人同,与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尽都督之责。但社会分工既细,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社会之等级或者阶级,越来越复杂,督责之重便是个大问题了。督责本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亦是其责任。但办任何事,官僚阶级都免不了剥削小民而自利,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总是得罪人,倒不如少办事或不办事来的稳妥些。想通了这一节,便明了为什么政治习俗总是取消极性了。”
这倒是有趣。许文夫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自思算是龙谦所言统治阶级的人,家里有数百亩好田,还在工厂和商号中占着股份。再思同僚,似乎都是一样阶级的人。
“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或统治阶级行放任政策,政权还能长久些,若是取激进政策,内部便先反了。所以,如宋代之王荆公类,总是少之又少。此等人,既不为官僚阶级所喜,亦不为最高统治者所喜,日子很是艰难。明代冯梦龙有一部小说集,其中便有对王安石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第一,不办事,第二,但求免于督责,第三,督责所不及,便采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阵轻笑。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
“不办事的方法,第一,推诿,就是干脆不办,或交给别人办。第二,延宕,就是将事情拖下来,希冀其自行消灭。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求免于督责,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听起来完全正确,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于事毫无所补。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阶级与个体的本性,历来如此,统治者作弊,被统治者一样作弊……
“各种政治,总是要先有了钱,才能举办。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即力役。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而所谓折纳钱者,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摊牌于有田之家,此所谓摊丁入亩。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本朝各县丁税,实际是有丁额的,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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