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师少鹰却在用力点头,从本质上来说,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愤青,所以他在写作时,主角动不动就会慷慨激昂的进行演讲,最终被誉为“口号男”。
师少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对着刘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咙里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后,刘二喜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快乐的欢笑,“在我二十岁那年,一个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封我本家大姨写的信,告诉我,他是我的亲弟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妈又怀上了孩子,他是一个遗腹子。我家那么穷,老妈身体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孩子,就把我弟弟过继给大姨。我弟弟十八岁后,按照山里的规矩,已经该找相亲找对象了,现在想结婚什么彩礼啦,相亲啦,滴酒啦,回礼啦,看房啦,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钱,大姨家也穷,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最后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边。面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我虽然很惊讶,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一个最亲的人,在外面飘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后,我又有家人了!”
两个大男孩一起飘泊在城市中相依为命,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又缺乏学历,能找到的工作不会怎么好,生活当然很辛苦。
但是对刘二喜来说,这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城市,如果非要总结一下的话,在山东沿海城市,是韩国和台湾投资商多,在这里就是合资工厂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就好象我们进入的那间厂子,员工足足有三万多人,就是制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单出口到美国。”
“那些塑料用品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之所以能够出口到美国,不过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力相当廉价罢了。工厂的管理层真的很聪明,很会钻国家政策的漏洞。国家规定,在周末加班,应该支付两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应该支付三倍的工资。可是我们的工厂,却定出了‘换休’制度,如果我在周末加了班,我可以在周一至周五选择一天休息。换句话说,我就算是周末或者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也绝对不会多拿一分钱。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就算心有不满,胳膊扭不过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闻里那些讨薪还挨打了的农民工,我们真的应该知足了。”
师少鹰听得很认真。他从来没有在类似于此的工厂里打过工,更没有被人克扣过工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原来还有一些工厂的管理者,在用这些方法偷换概念,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个地区,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公布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国家规定,该地区人均收入,不得低于这个标准。工厂管理层很聪明很聪明,他们定的工资,百分之百会卡着最低保障标准走。”
听到这里,师少鹰摇了摇头。工厂管理层,明显又在偷换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数字。打个比方,一个家里有五口人,只有夫妻两个人工作,夫妻两个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总收入六千除以五,他们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块钱。换句话来说,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永远比夫妻两个人的工资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还好些,拿着一个城市最低保障收入,总算还能活下去。如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远远低于政府公布的标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想要养老婆,养孩子,攒上一点生病时应急的救命钱,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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