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了这些传言之后，于孝天一笑置之，该干什么还继续干什么，为此一些大臣开始动了心思，觉得当今圣上现如今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锐意进取的圣上了，于是便开始懈怠下来，甚至于开始在下面做起了小动作，试探着干一些中饱私囊或者结党营私之事。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似乎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一些大臣官员，刚刚懈怠下来，或者是干出了一些小动作，马上便被都察院逮住了马脚，立即奏明于孝天，很快将其逮了起来，送交了刑部审问之后，移交了大理寺速判速决，又一次抓杀了一批贪官污吏。
这一下很多大臣意识到现在的这个圣上，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怎么过问朝政，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却亮堂着呢！想要在他手下做小动作，恐怕当今圣上眼里面揉不得沙子，所以很快就把这种歪风给压制了下去。
承天六年，东征倭国之战基本上宣告结束，于孝天下旨将原来的倭国改为东海省，并且下旨招募移民，移居东海省。
这时候大中国内已经开始呈现出了初步的国泰民安的状况，各种惠民新政的推行，让老百姓们获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各种零星的骚乱，也逐渐的烟消云散。
随着前期对于河道的巨量投入修缮工程的结束，原来各地河流泛滥区重新恢复平静，大量泛滥区的农田开始得以复耕，加之配套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北方产粮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进入到了平稳提升阶段。
随着连续几年的复耕面积扩大以及各种良种推广种植，使得北方虽然继续在受到小冰川气候的影响的情况下，但是粮食产量却年年都在稳步提升，而且随着各种高产作物比如良种稻子、旱稻以及选育出来的良种小麦还有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得整个北方的粮食产量年年都在用一种翻跟头的速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而北方农业的逐步恢复，也使得北方对于南方粮食的需求量开始大幅度的减少，这也就大大减轻了南粮北运的压力。
加之于孝天登基称帝之后，竭力推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各种措施，使得北方经济也在迅速的恢复并且大步提升，这也使得大中朝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在翻着跟头的提高。
这还是于孝天始终在坚持较低税赋结构的基础上所获取的结果，采取轻赋养农，轻赋养商等措施，多年未增加税赋收取比例和额度，并且要求这样的轻赋政策，一直推行下去。
老百姓们从中获取到了大量的实惠，以前他们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手头不可能有多少闲钱。
但是随着于孝天推行轻赋养农的政策，使得农民们渐渐的开始通过种田，可以得到少量的积蓄，虽然他们还是很穷，但是手头却多多少少的有了一点闲钱，人手中有了闲钱，肯定会大方一点点，对于各种日用品的需求也就随之提高一些，积少成多之下，也带动了小手工业者的发展。
社会分工到了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比以前更细化一些，原来农民的那种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社会消费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虽然明朝期间，表面上明朝重农轻商，但是所谓的重农不过是不断的压榨农民，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罢了。
而轻商看来表面上是对商业很有好处，不收取商业税，但是实际上却只是便宜了一些和官府官员勾结的大商贾，真正对于普通的商人来说，官府经常性的强行采购，要么不结账，要么给的价格极低，使得商户或者小手工作坊经常性的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倾家荡产，最终只能走上破产，流落街头成为乞丐的道路。
但是随着大中朝建立之后，吏治清明，严查严办各种官商勾结，或者是强行对商户进行加派的事情，表面上大中朝增加了对商人的收税，似乎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商人来说，他们免去了被官府敲诈勒索的重担之后，却大幅度的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另外随着大中朝推出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把金融市场给控制了起来，大大方便了商业流通领域交易的过程，也推动了商业化的发展。
还有就是大中朝不断的进行各种基础建设投入，官方采购数量逐年增加，于孝天在很多工程或者官方采购方面，推行了公开招标制度，取消以前的暗箱操作，把官方采购放在明面上，让商人们竞争。
这就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商勾结暗中作弊的手段，使得一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商人，不再需要去贿赂官员，通过正常的竞争获取到官方订货，而且中标之后会和官方签订和约，也就是合同，官方被严令必须按照合同进行结算，不得拖欠或者是拒不结算。
这样大批的官方订货，也大大推动了工商业化的发展，致富了很大一批商人。
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有钱之后，不知道该怎么理财，他们最喜欢也最习惯的办法，就是购买土地，好像土地是他们最放心的理财方式。
而大中朝的大陆上，现在因为土地税赋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遏制了这种土地兼并的欲望，买的土地越多，就要交税越高，以至于买的地多了，反倒非但不能赚钱，还要年年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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