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麾下这些官员骨干之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士绅阶层，就算是寒门子弟出身，也多与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跟随沈墨之后，最关心的问题自然还是沈墨对乡绅的态度。
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的话，必然会让内部出现混乱，也会让那些士绅阶层产生各种顾虑，不敢来投，甚至还有可能会进行武力抗拒。
要举事造反，肯定要广招人才。
而这年代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士绅阶层，或者由士绅阶层资助的。出生于草莽之间的才是极少数。
历史上农民起义唯一个成功就只有朱元璋一个了。
而且老朱也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种文盲大老粗，人家一边打仗一边自学，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当了皇帝以后，不光能吟诗作对，就连明《大诰》都是他亲自编写的，文化水平相当不低。
反过来，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开始的动静往往是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其出身阅历和学识等软实力上的巨大短板，导致他们“其兴也勃，其亡也乎”。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华夏历史上农民起义第一人的陈胜。
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了。
这两个人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真正的底层苦出身。
陈胜是秦国发往边境渔阳的徭夫，李自成是下岗的驿卒。
他们因为人格上的魅力，比如朴实率真，勇敢仗义这些性格上的优点让他们一开始获得了众人的拥戴，各路人马纷纷来投，势力如同滚雪球一样发展迅速。
但是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各种事务千头万绪，繁杂忙碌，就逐渐让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起来。
一切骤然涌来的新奇人人物，新奇事端，事实上都需要这个掌舵者来做出决断。
而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底层出身的农民领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
作为农民领袖，坦荡粗朴的他们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诚以待人，听能人的主张。
而那些能人往往都是出身旧贵族或者士绅地主阶层，他们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的目的自然跟这些农民军领袖是不一致的，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逐步把握大权，最终要么彻底架空首先举事的那些农军骨干，要么将他们杀害，然后成功窃取权柄，利用农军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陈胜吴广是这样，翟让也是这样，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李自成估计是吸取了这些人的教训，所以对士绅和旧王朝的官吏贵族们始终保持着警惕，甚至是仇恨，每到一地，对当地的士绅旧官吏权贵们往往采取酷烈的滥杀抢掠，砍掉他们脑袋，抢夺他们的财产。
同时他又始终大量地招揽普通百姓加入自己的队伍，并且喊出了“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宣传口号。
这个口号对于明末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厉害的，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
朝廷天天在征税征粮，各种苛捐杂税，大家日子过的都非常苦。
这时候闯王抛出了这么一个口号，那吸引力可想而知了，呼啦啦的都带着全家老小来投闯王了。
那这么多人来了，闯王自然是要管他们吃喝拉撒的，这肯定就需要无数的钱粮。
从哪里来？
只能从地主官员权贵们手中抢。
再加上后来打入北京城之后的追赃助饷等活动，李自成等于彻底得罪了大明所有的士绅阶层，他们将李自成视为死敌，非常的仇视。
当然，李自成之所以这么仇视乡绅地主官员们，也跟他以前没造反之前的经历有关。
最终，李自成在被吴三桂联合清兵打败之后，一路撤出了北京城，最终连连打败仗，一年后就死在了湖北九宫山。
据说杀他的人也是当地的一个地主老财。
算是成也地主，败也地主。
李自成可以说跟陈胜翟让等人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路线，一个非常信任士绅阶层，一个却非常仇视士绅阶层，但是结局却是如出一辙。
但是沈墨跟他们的情况又不一样，他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对这些士绅阶层该怎么用。
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打压限制，同时也要吸收使用。
不打压限制，他最终就会跟陈胜翟让一样被架空。
但是一味的打压限制，也只会将他们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而且会流失许多的人才。
所以，沈墨就要给他们找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让他们将目光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工商业上，将地主阶级最后变成资产阶级。
当然，现在谈这些似乎为时尚早，不过也不妨碍他提前布局。
这里的一个前提是，他们必须要配合自己的政策。
对于配合的人，沈墨肯定也不会赶尽杀绝，会给他们留一些家产和足够养活他们的田地粮食。
但是如果一毛不拔还摆出敌视态度的，那就对不住了。
只能让他们体验一下封建专制的铁拳了。
再从他的经历来说，他拥有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阅历，谁要是想要糊弄他，那轻易是做不到的。
就拿吕归尘和傅建道等人来说，跟沈墨相处日久后，对他的敬畏之感是越来越深。
沈墨不是一个贪权的人，他很懂得放权，每个人平时负责自己那一摊子事，他就主抓人事和军队训练。
手下人有什么难以决断的事务来请示他，他往往三言两语就能给出解决方案，拍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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