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退到北方苦寒之地的建虏想东山再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东江军迅速衰败，或者是分崩离析，建虏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至于发展壮大，建虏就更不能有此侥幸和幻想了。当然，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战败就是穷途末路。
从历史上看，建虏在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大饥荒，人口流散，使后金处于崩溃的边缘。
己巳之变则是转折点，建虏通过劫掠，得到丰厚的钱财物资，还掠到了大量的人口，从而渡过了危机。
随后，建虏每隔数年便要入关抢掠一番，不断充实着物资和人力基础，并使明国的农民起义军死灰复燃，得到喘息之机。
也就是说，建虏如果不靠抢掠，根本就不具备与明国长期对峙的资本，甚至会面临财政崩溃的险境。
这就是现在还盘踞辽沈的建虏的真实情况，被东江军压得死死的，哪里还有去抢掠的实力和机会？
退到更北的地方，建虏的处境就更加恶劣，苦寒荒芜之地要开垦耕种，物资也是采买无门。用不上几年，不退化到草裙兽皮遮身，就算他们有本事。
当然，他们还能寄希望于东江军“亡也忽焉”。恐怕，这也是多尔衮率部败逃时，唯一还能存在的侥幸心理了。
而在辽沈地区歼灭的建虏越多，将来的辽东地区就越是安全，要投入对建虏赶尽杀绝的军队就会越少，耗费越小。
同样，东江镇还要不断地向北拓展，与建虏的冲突难以避免。能在辽沈尽量地杀伤其有生力量，将来的阻力则会更小。
“相信诸位将领都已经清楚平辽的标准和宗旨所在。”郭大靖环视着众将，沉声说道：“尽量多地歼灭其有生力量，使建虏不复为患，攻城拔寨倒要放在第二位。”
孔有德率先拱手表示道：“郭帅已经再三重申强调，末将已经牢记于心，不敢或忘。”
冯西建也作出保证，说道：“末将省得。只有重创或歼灭性的打击，才能使建虏一败涂地，再无兴起之机。”
郭大靖微笑颌首，说道：“我东江镇要继续发展壮大，就不能只局限于辽东。陆地上向北拓展，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现在多消灭一个建虏，将来也就少一个敌人。”
“平辽之后要重建恢复，也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只有大幅地削弱建虏，日后才不用投入太大的精力。”
郭大靖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狡黠的冷笑，说道：“建虏的实力损失越惨重，在败逃时遭到反叛袭击的可能性越大。不仅是那些依附的蒙古诸部，还有女真各部。”
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人性的丑陋，却也是层出不穷的历史现象。
败逃的建虏越是狼狈，越是损兵折将，就越能激起内部的反叛。
要知道，郭大靖代表东江军已经给出了宽恕的条件。那些要自谋生路，不想和建虏一起灭亡的蒙古诸部和女真各部，就肯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平常畏惧建虏，但建虏已成落水狗，再不豁出命去打几棍，就只能和建虏跑到北方苦寒之地遭罪去了。
而最可能反戈一击的，应该是蒙古诸部，毕竟是松散的联盟，没有民族上的认同和血缘。
最出人意料的反叛，则是女真各部。也正因为难以预料，给建虏造成的伤害，却很可能是巨大的，具有轰动效应的。
如果能把多尔衮生擒，或是献上首级，那应该是最完美的了。不知道是哪个幸运的家伙，能够立此大功？
郭大靖并不是羡慕，只是一种胜利者面对失败者众叛亲离的畅快感。
诸将对于郭大靖的判断也是心知肚明，纷纷露出会心，或者充满对建虏恶意揣测的坏笑。
“之所以要确定什么反正、起义的不同，就是引诱敌人作出反戈一击的选择。毕竟，那样得到的好处才更大。”
“如果已经败亡在即再投降，不立下什么功劳，待遇也是差别极大。原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加快后金内部的分崩离析。”
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考虑，说明众将对于招降纳叛的政策又加深了了解。相信他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也会有更好的应对之策。
军事会议结束后，郭大靖又单独留下朝鲜义军的将领，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了交谈。
在毛文龙和郭大靖的建议下，朝廷终于对朝鲜王室下旨，要求他们废除与后金的兄弟之盟。
说白了，到这个时候，朝鲜就没有左右逢源的选择，只能选边站了。
好在形势已经大变，东江军已经稳占上风，建虏却如风中残烛。恐怕就算明廷不加逼迫，朝鲜王室也会在朝堂风向的改变下，做出比较明智的决定。
在沈氏等亲明仇虏派的努力下，林庆业被委以重任，号征虏大将军，主持出军助战的事宜。
崔孝一、金重国等将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率军进入辽东，参与到与建虏的大决战之中。
也正是这一万两千朝鲜军队在辽东助战，使得郭大靖能够双管齐下，同时开打两场歼灭战。
“郭帅实在是客气了。”崔孝一对于郭大靖的感谢，却是委婉相拒，诚挚地说道：“要感谢的是我们，是郭帅给了我等报答大明再造之恩，向建虏报深仇大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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